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践，我国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突飞猛进，中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来华留学生亦成为我国大学生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适应状况关系我国来华留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质量。尽管我国来华留学教育已积累了几十年的发展经验，但针对来华留学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政策管理和质量控制方面。我国的留学生跨文化教育体系存在跨文化整体设计与具体实践指导缺失问题，更多关注文化而不是跨文化，留学生管理的跨文化意识不足。
留学生在华适应能力研究的重要意义
社会适应性起源于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理论，认为自然界生物只有适应自然法则才能进化发展生存。“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赫伯特·斯宾塞提出“社会适应”的概念，发展至今其含义包括行为和心理两个方面，其基本内涵是指个体逐渐接受现有社会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对于环境中的社会刺激能够在规范允许的范围内做出反应的过程。长期难以适应社会的个体对社会产生适应障碍，轻则情绪失调、学习生活能力下降，重则人格缺陷、精神病态。来华留学生的社会适应性主要指非中国国籍的学生在华学习期间，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社会制度、风俗人情、校纪校规以及社会发展趋势等，及时调整自身的心理和行为，与周围社会环境良性互动，增强适应外部社会变化的能力，从而达到与社会环境和谐状态的角色转换过程。来华留学生在华学习生活面临极大的交流沟通障碍和社会人文差异，其社会适应能力直接关系来华留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身心健康。
影响来华留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跨文化交际能力。2018年，教育部印发《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其中明确提出来华留学生应该具备包容、认知和适应文化多样性的意识、知识、态度和技能，具备跨文化和全球胜任力，不同学历层次的来华留学生应具备不同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所谓跨文化交际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当客居者进入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了熟悉的社会交流符号与手段而产生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这种现象称为“文化休克”。语言及非语言交流障碍、文化价值观差异、社会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差异以及思维方式都是引起“文化休克”、造成文化冲突的原因。
面对文化冲突，不同人群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各不相同。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Edward·T·Hall）根据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对语境的依赖程度，将文化划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高语境文化中，绝大部分信息在交际时存在于物质语境中，即由社会文化环境和情境来传递，或内化于个人记忆思维深处，只有少量的信息由显性的语码负载，人们对于语言环境中的种种微妙之处体会深刻；低文化语境的交流与此相反，语义的主要载体是语言本身，隐形环境传递的信息较少。路斯迪格（M.W.Lustig）等学者在表达方式、人际关系和时间处理方式三个方面总结出高低文化语境传播方式及特点：高文化语境倾向于采用内隐含蓄的方式，以及断码信息和较多的非语言编码表达信息，建立紧密性强、高承诺的人际交流圈，时间处理高度灵活；低文化语境反之，倾向于采用外显的明码信息和言语编码表达信息，人际关系不够密切，低承诺性，时间处理高度组织化。高低文化语境并非两个独立的类别，而是文化交流的两个维度，即便属于同一语境的不同文化对该语境的归属程度各不相同，亦有某些文化在不同传播方面归属不同语境。因此，低语境和高语境的传播者如果不能认识到相互之间细微的差异，跨文化交流误解和障碍就难以避免。
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年龄、语言、宗教、习俗、教育背景等各不相同，归属不同语境，且归属程度不一。他们聚集到中国学习，不仅要适应中国典型高语境文化的传播特点，而且要同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留学生共同学习生活，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自身在华适应能力的高低，以及自我身心健康和来华留学的质量和效果。
文化语境与留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本研究将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解释变量之一，从高低文化语境角度出发，定量分析其与来华留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统计学关系。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来华教育量质提升，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18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来华留学生人数排名前三的省份依次为北京、上海和江苏。因此，本研究选取江苏省一所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来华留学生为研究对象，来自世界87个国家和地区的900余名留学生在该校就读，涵盖汉语进修、高级进修、本科、硕士、博士多个层次，能反映出我国来华留学生基本情况，研究结果具有普遍性和参照性。
本研究将调查问卷作为数据搜集的工具，问卷包括基本信息、高低文化语境、在华适应性3个方面31道问题。最终共收集来自亚洲、欧洲、美洲、非洲52个国家的学生提交的190份有效调查问卷。问卷结果采用软件SPSS26进行数据分析。
本研究中，因变量为留学生的在华适应性情况，包括在华学习、生活及思想状况等9道问题，其累积之和即为来华留学生的综合学习、生活和思想状况，其中状况非常好、良好、一般、不太好和不好的占比分别为7%、37%、44%、11%、1%。自变量为影响留学生在华适应能力的各种因素。本研究将其分为3个方面：高低文化语境程度（包括表达方式、人际关系和时间处理方式）；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和来华时间）；学业特征（包括专业类别、学习类别和中文水平），共计9个变量（见下表）。通过从这3个方面对在华留学生社会适应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高低文化语境与来华留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有显著关系，但并非直接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文化语境的3个维度对来华留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影响各不相同。在表达方式和时间处理方面，以外显的明码表达和高度组织化的时间处理方式为特征的低文化语境来华留学生社会适应性更强，直接明了的表达方式更容易让互不熟悉的交流双方无需揣测即能明白对方表达的含义和情感，避免交流误解；在不熟悉的环境中，时间处理方式组织化的留学生能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迅速赢得对方信任，累积成就感，从而更快适应新的环境。在人际关系方面则相反，以建立紧密度人际交流圈为特征的高文化语境来华留学生社会适应能力更强，面对新环境，他们会迫切在短时间内找到适合自己的朋友或者群体作为倾诉对象以及情感依赖，遇到困难能主动寻求帮助，从而有效缓解新环境带来的焦虑、不安和困惑，更快地适应新环境。
在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女生的在华适应能力高于男生。20岁以上的来华留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基本与年龄呈负相关，这是因为20岁以上的留学生已经成年，基本形成完备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情绪自我处理体系。年龄越小的留学生更愿意了解和接受新鲜事物，在中国的社会适应能力更强。来华1至5年的留学生在华适应能力随着来华时间的增长而不断增强，但本研究发现来华5年以上的留学生在华适应能力最弱，通过对该群体留学生的单独访谈发现，他们均为在校博士生，普遍日常生活为“宿舍-实验室”两点一线，缺乏社交生活，科研压力巨大，一定程度上造成与社会脱节，文化适应能力反而倒退变差。
在学业特征方面，文科类留学生在华社会适应能力要高于理工类留学生，这与岳芸对在澳留学生的社会参与度分析结论“商科留学生的社会参与度最高，其次是法律、医学类专业，理工类专业的留学生社会参与度最低”基本一致，表明世界范围内的留学生在此方面存在共性，这是因为文科的研究对象为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对学生交流沟通能力的要求较理工类专业更高。语言类留学生来华目的以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为主，融入中国社会的积极主动性更高；硕士留学生较本科留学生年龄更大，更为成熟稳重，一部分在中国已有学习和生活经历，一部分来华前已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有所了解，更易适应在华学习和生活，博士留学生和短期交换生来华目的以单一的学术追求为主，反而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更难适应。中文水平越高的来华留学生在华适应能力越强，这是因为语言互通为交流提供基础，减少交流障碍。
对策与建议
针对以上调研结果，提升来华留学生在华社会适应能力，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培养：
第一，优化生源结构，建设世界校园。根据教育部2018年统计数据，目前我国来华留学生源中亚洲学生占总人数的59.95%，其次为非洲，欧美占比最少；非学历生占总人数的47.56%，本科生占学历生总人数的67%。不同群体的来华留学生在华适应能力各不相同，单一群体人数过多势必造成大量孤立的个体或者小群体，非学历生和本科生占留学生总人数的比例过高不利于我国来华留学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因此，政府应制定相应政策，高校应调整招生策略，促进来华留学生源洲别和学历层次均衡化，避免单一或少数几类群体占据校园主流文化，构建由来自世界各地、文化风俗各异、品行学业优异的中外学生组成的世界文化融合校园。
第二，创新管理机制，推动趋同管理。鉴于来华留学群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目前全国绝大部分接收来华留学生的高校未实现“趋同化”，而是将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分开，设立专门机构独立负责教学和日常管理。中外分开的体制导致“隔离效应”，不仅易造成中外学生互不了解，日积月累产生偏见和隔阂，而且严重影响了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因此，来华留学生管理应从刚性独立化、层级化管理，变为弹性、趋同化、扁平化管理。高校应在提升教职工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的基础上，逐步将中外学生的教学、管理和服务融为一体，共享信息和资源，促进中外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
第三，加强群体研究，精准过程帮扶。来华留学生不仅在人口统计特征和学业特征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归属不同文化语境，归属程度各异，社会适应性能力各不相同。因此，高校应加强对不同文化语境群体的适应性研究，以辅导员为龙头、中国概况和中文教师为导向、教学行政管理部门为助力、现代化传播手段为媒介，依据群体文化语境与我国文化语境的差异距离，制定不同级别、难度各异的中外文化融合方案并逐步推进，同时全程监测实施效果以改进方案和进行个案辅导，从而提高文化输出在特定文化群体中的接受度。
第四，丰富传播途径，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是典型的高语境文化国家，沟通上采用内隐和含蓄的方式，以及较多非言语编码表达信息，这对言语本身不通，又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留学生来说极易产生沟通信息差，造成跨文化交际障碍。因此，高校和文化传播机构应丰富传播途径，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用直观生动的言语编码将中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转码编译，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程序化、分众化和差异化传播信息，讲好中国故事，缩小信息差，提升留学生的在华适应度和满意度，使来华留学生成为高德、高知、高能、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人才。（作者 殷雪莉就职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雷丁学院。本文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建课题国际生党建工作的文化适应性研究[2023NXDDJ-ZD11]项目成果）
来源：《神州学人》（2023年第11期）
作者：殷雪莉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删文请联系管理员。发布者：admin，转转请注明出处：https://www.blerks.com/2568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