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首席人物观
作者：陈默 编辑：江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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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年危机被学校offer治愈
43岁，张亮决定到美国留学。
这一年，他遭遇了职场危机。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任中层管理者的他，突然被裁员。
然后他发现，履历优秀的自己，成了求职市场上最被嫌弃的人。
他找过工作，做过自媒体，试过创业，最后却发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
中年危机伴随着职场危机呼啸而来，铺天盖地，让他窒息。
此时此刻，张亮的内心有个声音哗哗地响了起来，越来越大，那就是——出国留学。
这个声音，在张亮年轻的时候曾经响起过。
他本科学的是英语。
23岁那年，他拿到过国外名校的offer，但他放弃了。
30岁时，他拿到过一个国外学校的MBA offer，当时他的事业风生水起，所以他也放弃了。
现在，生活给了他再一次选择的机会。在得到父母和爱人的支持后，2022年底，张亮开始申请美国的大学。
从开始申请到拿到第一个offer，历时三个半月。
其中，在提交材料后等待的一个半月时间最为煎熬和痛苦，张亮此间的心情异常忐忑。
他忍不住往最坏的地方想——“如果一个学校都不要我，怎么办？”
他已经被职场的年龄歧视PUA得自信尽失了。
惊喜很快来了。
一个offer，两个offer，三个offer……因为张亮过往的工作经历，他收获了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在内的六所英美名校的offer。
图：张亮收到的芝加哥大学offer
最后，他选择了去芝加哥大学读硕士，专业是非盈利社会组织管理。
“原来我还是可以的，我行的。”
哪怕还没有去读书，张亮都感觉自己已经走出中年危机了——被多所英美名校录取，让他在被各种否定、几乎绝望之际，看到了新的希望。
02
换一种生活方式
还有些人，是嗅到了危险的信号，选择出国留学，换一种方式生活。
35岁时，陈园选择到英国读医学博士。
在国内，陈园考过两次博士，均未成功。原因与成绩无关，这让她倍感挫败。
当时她在一家医院已经做到了中层，但天天加班，无暇照顾自闭症的儿子。
在国内，自闭症儿童的求学是个难题。她的儿子智商正常，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但是无法去公立学校读书。
陈园多方打听的结果是，孩子即使能在公立学校正常入学，也需要家长或影子老师全程陪护。
“30岁之前，我们一直在给人生做加法，要这个，要那个。但现在，我想做减法。”
她和丈夫商量之后，决定举家去英国。
他们希望留更多时间给孩子，也留更多时间给自己。
37岁时，单身的岱琳选择到意大利读硕士。
当时她已经在多家互联网大厂工作多年，其间也曾离职和同事创业。
在互联网行业还红红火火的时候，她已经有了“大厦将倾”的危机感。这一部分是行业所致，一部分是年龄、学历、性别等因素带来的。
“职场有比你便宜、听话的，公司想辞掉你，可以找任何理由。”
即将失去一切的危机感包裹着她。
终于，她决定主动出击，出国留学，去弄清楚自己到底是谁，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43岁时，吴林选择到英国读硕士。
从清华美院设计系本科毕业后，他赶上了互联网的风口，有过很好的工作，后来又自己创业做了一个互联网项目，公司发展得不错。
2014年，他在清华接触到一个新的专业“服务设计”，兴趣由此点燃。但这个概念在国内还处于早期，缺乏应用环境。
2019年，他决定去留学，看看国外是怎么做的。
花了一年时间准备，他最终拿到了免试进入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服务设计专业的硕士offer。
这个学校在QS艺术与设计类大学的排名中，连续多年都是全球第一。
在告知合伙人、投资人自己的决定后，他暂停了国内项目，2020年带着妻女来到伦敦，开启了大龄留学生涯。
03
大龄留学的难
不同于二十多岁时，选择在三四十岁出国留学，有太多东西得舍弃。
比如，一份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脚踏实地的安全感。
还有机会成本。出国留学意味着，职场生涯的中断。
一旦毕业回国，能否找到好工作，甚至能否找到工作，都是未知数。
留学开支不是小数。
如果选择在意大利这样的欧洲小众留学地，一年10万人民币就可以覆盖学费和生活费。
但在英国、美国等地，花费要昂贵得多，比如在纽约、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至少要50万人民币。
张亮获得了芝加哥大学提供的2万美元奖学金，但去读一年硕士，他估计自己还要拿出40多万，这还是在尽量节省的情况下。
在英国读两年硕士，吴林的花费是100万。
陈园承受的经济压力更大。
因为在国内时治疗儿子的自闭症花费巨大，出国时，她能拿出的现金并不多。
到英国后，她需要干兼职，往往又苦又累。自由职业的丈夫则接一些平面设计方面的订单。
最难的时候，他们有了卖掉国内房子的念头。
娜娜如今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学校距离她住的地方骑车只要十几分钟。
她在读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教育学博士，所读专业不用交学费，要花的就是房租和生活费。
荷兰人的早餐和午餐很简单，一般都是三明治，娜娜会去家附近的超市买菜，自己做饭吃。
总体来看，荷兰的物价比国内贵（1欧元约合人民币7.9元）：牛肉一斤7欧多，牛肉馅一斤5欧，香蕉一斤1欧多，草莓一斤4-5欧，花菜一颗2欧多……
中国特有的蔬菜，比如莴笋，一根的价格高达3欧，空心菜一斤3-4欧，两棵小白菜要2欧。
前途未卜，耗资巨大，人到中年，不是所有人都有出国留学的勇气。
04
学业压力巨大
学业压力也是一道坎。
最大的拦路虎是语言。
到英国读硕士前，43岁的吴林已经从大学毕业20年，英文也荒废了20年。
出国之后，他发现自己成了“聋子”和“哑巴”。
一开始，他甚至连电话都没法打。加上英国不同族裔的口音不同，听起来更加吃力。
上课的时候，老师的语速一块，就像在听天书。
“我的商业经验足够，和导师、同学的人际交往没问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没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
你的语言程度，决定了你能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什么程度。”吴林说。
放慢播放倍速，反复重听学校的录屏课程；通过软件对上过的课程进行文字转换；做大量的单词卡……这些都是学习的笨办法。
在硕士读到一年的时候，吴林突然发现，自己逐渐能跟上老师纯英文讲授的内容了。
对于海外留学生，看大量文献资料，参与小组讨论，是必须经历的学习过程。
在读教育学博士之前，娜娜读了欧盟一个名为Erasmus Mundus的联合硕士项目，专业是教育政策与全球发展。
硕士课程依次在西班牙、马耳他、荷兰三个国家的三所大学进行，学习方面的要求很严格，她经常早晨起床就开始学习，然后去上课，回到家，有时要学习到凌晨2点。
这是她这辈子最认真读书的时候。即便是高考前，她也没有这样全身心投入地努力过。
陈园的博士则读得多灾多难——她的博士导师离开学界，去了产业界。
她读的医学博士的研究会细分为三个小研究，为了完成第一个小研究的论文，陈园不得不给自己单独租了一间房子，开启地狱模式，天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过就是一个多月。
05
走过的路都算数
尽管大龄留学有种种牵绊与困难，但在职场工作十多年后再申请学校，并非没有优势。
很多国外大学都看重申请人过往的职业背景、经验，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大龄申请者会比一张白纸的年轻人更有优势。
此外，尽管体力和精力都不如年轻人，但是大龄留学者们有更加清晰的自我认知，学习时会更有目的性，更加专注。
“我们做的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在向导师寻求帮助时，我们的要求更精准。”陈园说。
桔子39岁时，到英国伦敦大学读人类学硕士，细分领域是纪录片。
同学中，很多都是导演和摄影师，而她几乎不懂拍摄。
但受益于她此前13年媒体工作经验造就的思想深度和题材敏感度，到毕业时，她的毕业作品《中国大龄女性的生育选择权》，成为班上少数几个获得A的作品之一。
“英国有一句谚语，叫‘Experience never gets old’（经验永不过时）。我们走过的路都算数，它们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贬值。”陈园说。
06
对年龄的偏见与污名化
“你年龄这么大了，还出去读书啊？”
娜娜记得，在北京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办签证时，窗口的中国雇员对她说。
那一年，她35岁。
医疗领域有个专业术语，叫做“偏见与污名化”（Bias and Stigma）。
在陈园看来，对于年龄的歧视，就是典型的偏见与污名化。
比如说，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女性不能超过40岁，男性不能超过35周岁；申请国家优青项目，男性不能超过38岁，女性不能超过40岁。
“一旦一环没接上，后面国字头的路很可能就断掉了”。
她觉得最可怕的是，长期遭遇年龄歧视后，这种观念会被个体内化，让人自己对自己进行PUA。
桔子辞职去英国读硕士前，就觉得自己越来越没有用。
当时领导经常告诉她和同事：“你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去哪儿？还有什么地方要你们？”
在国外，她觉得，年龄好像不重要了。在班上，她是年纪最大的学生，但大家对她都是平视的态度，“你会忘记年龄这件事”。
读博士时，陈园35岁。
“在英国，在这个年龄读博士，非常正常。”在现在就读的英国大学的医学院做助教时，她发现，有个读本科的学生已经31岁了。医学院的本科要读5年，也就是说，到本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36岁了。
她的邻居四十多岁，做了将近20年家庭主妇。不久前，她在陈园所在学校找到了一份行政工作，还在读一个在职的营养学研究生，她读得很开心。
岱琳的同学中，年龄最大的是51岁。
作为曾经的企业主，吴林觉得，目前国内职场的年龄歧视，在一定程度上跟国内的发展阶段有关。
在国外，很多国家的经济已经进入稳定的平台阶段，更需要持续在一个行业深耕多年、拥有和传承经验的中年人，而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行业洗牌频繁，相比之下，年轻人的优势就更加明显。
“年轻人是我们有力的胳膊，但胳膊能抬到多高的水平，取决于你肩膀的力量。中年人就是这样的肩膀。而老一辈的专家则是我们底部的托举力量。”
吴林觉得，中年人有丰富的经验、准确的判断力、对一件事稳定的投入和坚持，随着中国产业日益趋于细致化运营，他们将会有更多机会。
07
学习是美好的事情
美好，有时候只需要换个视角，就会出现。
大龄留学生们对此多有感悟。
“在国内职场，我们有一个社会时钟，有非常单一的衡量成败的标准——只有达到了这个标准，才算是成功。”陈园在国外才发现，成功可以很多元。
一个人完成了博士学业，可以是成功的。
一个人大学肄业去做小买卖，小买卖做得很好，大家都喜欢他，这样的人也可以是成功的，也可以有很好的生活。
环境的松弛让陈园终于可以停下来，“想想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而不是社会想要我做什么。”
这是学习附赠的美好。
很多人也通过学习获得了某种程度上重启人生的机会。
在荷兰读博期间，娜娜组建了家庭，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现在，她40岁，已经有三篇文章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
岱琳喜欢旅行，留学之前，她就去过二十多个国家。现在，她正在利用意大利给研究生的工作签证政策，多待一年。
她觉得，曾经的自己，做一类工作做了很多年，在一个城市生活了很多年，有种“被卡住”的状态。而留学这件事，让她从这种“被卡住”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08
美好并不是全部
当然，美好不是大龄留学故事的全部。
很多人在拿到毕业证或者回国机票的那一刻，就被推回到了现实。
美好就像碎在阳光里的泡沫，除了落在皮肤上的丝丝凉意，消失不见。
在北京三里屯一家咖啡馆见到桔子时，回国一年的她刚从单位辞职一个月。
她正在尝试做一个内容项目，以微电影的形式采访100位女性，把视频发布在小红书上。
但更长远的未来呢？她并没有答案。
她清楚自己不想回到留学前的工作状态，但也对未来的路有些迷茫。
她最近的想法是，去国外再读一个博士。
“感觉没学够。学习这件事，实在是太美好了。”
那一刻，你很难分辨清楚，是学习的魅力吸引了她，还是现实的冷酷击退了她。
但至少，她还有选择的勇气。
（本文受访者陈园、桔子、吴林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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