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美术留学先驱｜美术留日群体，中国画改良的先行者

《中国美术报》第315期 美术聚焦

致敬美术留学先驱

【编者按】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可以用“留学”来贯穿。从早期粤籍华工二代自发留学美洲，到甲午战争后，中日双方共同推动的美术留日，以及受“五四”运动感召，大批知识分子开始留学欧洲，再到面对百业待兴的新中国，官方派遣艺术家留苏留东德。那些架构起延续至今的“美术生态”的要素，大到美术观念、美术教育体系、美术学建设、美术评价体系、美术馆博物馆建设模式、展览展示模式、艺术市场运营模式和美术出版模式，小到美术语汇、风格样式等，均离不开美术留学生的选择、引介和本土需求下的“转借”与“改良”。无疑，“美术留学”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维度。《中国美术报》在“五四”运动百年时，就曾围绕美术留欧问题，寻找过中国近现代美术留学中的“失踪者”。随着近些年学界对留欧群体的详尽全面的研究，我们也将目光转向了美术留日、留美这两条留学线路，希望通过对已有史料的整理，为读者呈现更为清晰、全面的早期美术留学历史，致敬那些美术留学先驱。

本期导读

● 尚待挖掘的粤籍留美艺术家

● 美术留日群体，中国画改良的先行者

1934年4月，傅抱石再度赴日，进入帝国美术学校研究科，师从金原省吾攻研画论和东方美术史。傅抱石留学日本期间，日本画坛已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半个世纪的日本画革新运动。每年秋季官方举办的规模浩大的“帝展”，与其他各种不定时的画会或个人展览，使傅抱石幸运地从与画家的直接接触或参观画展中，吸收了当时日本画家结合传统和现实生活以及西洋绘画的观念与技法而蜕变出来的现代艺术精髓，并促使他对中国传统绘画作出了深刻的反思。

1910年，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教室

留学前的傅抱石曾强烈反对中外艺术融合，自豪地认为中国艺术早已“如入无人之境”。傅抱石在1935年写就的《中华民族美术之展望与建设》一文中，强调“中国美术品，大至开山打洞，小至一把扇子、一个酒杯，都具有不可形容的独特境界。这种境界，是中华民族的境界，是东方的境界，也是世界两种境界之一的境界。因此，与欧洲美术，显然划清了路线，而比辔齐奔”；然而他也看到了中国美术的危机，“清道光末期中华民族开始受外国的种种侵略以后的约百年间，中国的美术，可以说站在十字街头，东张西望，一步也没有动。”最后，傅抱石提出了“集合在一个目标之下，发挥我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尽量吸收近代世界的新思想新技术。像汉唐时代融合西域印度的文明一样，建设中华民族美术灿烂的将来”。

日本美术给傅抱石带来的强有力冲击，引发了他日后美术观念、治学态度、艺术创作等方面的诸多变化。而傅抱石所代表的，这样一种在留学异域过程中，所产生的开放的学术观念，深刻影响着此后中国美术的发展。

1895年甲午战败后，举国上下均受到莫大刺激，一时间维新复兴、变法图强的呼声遍于全国。清廷经此冲击，由社会变革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自1896年5月清廷派出首批13人赴日留学开始，“留日”渐成风潮。1898年6月上谕将张之洞的《劝学篇》颁布各省，其中之《游学篇》所谓“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一、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进一步助长了留日的热潮。几乎与《劝学篇》颁行同时，清政府出台了《游学日本章程》《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明令派遣留学生赴日，留日遂成一项国策，且通过留学毕业生考试者，分别授予出身与实官，堪称新式科举。这在留学之风初开，人们的思想未能彻底转变之际，未尝不是重要的鼓动。同时，日本方面则有意借培养中国人才，培植亲日势力，并不断派员游说中国政要向日本遣送留学生。据《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统计，1899年赴日留学者207人，1901年有280人，1902年猛增至500人，1905年的留日人数则达到了8600人。短短几年间，留日学生总数竟达万人之众。应该说，留日能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是中日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这样的规模，早已超出了日本的接纳能力，教育水准大幅下滑。于是，1906年清朝学部开始限制速成科学生出国，规定具有中等以上学历、通日文者方可留学，且修业期限须在三年以上，留日才渐渐正规起来，并开始转向高等、专门教育。

1928年，陈抱一、关紫兰、有岛生马等人在日本

以1905年9月入读东京美术学校的黄辅周为标志，“美术留日”也在这时正式拉开帷幕。一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转向现实救亡的留学生，集体卒业归国，大规模的“留日”浪潮戛然而止，美术留日也在其中。因此，我们将美术留日的起止时间定为1905-1937年。根据周一川、吉田千鹤子、华天雪、李倍雷等人的调查文章，我们大致可以描摹出1937年之前，大陆美术家赴日考察中（包括观摩、办展、访问、讲学、交流等）较为著名者有：苏曼殊、李毅士、刘海粟、钱瘦铁、金城、溥儒、林风眠、潘天寿、王子云、黄君璧、吴湖帆、徐悲鸿、王济远、潘玉良、郑午昌、叶恭绰、郑曼青、柳亚子、于右任、郑孝胥、胡蛮等。

1937年前，尤其是1905年之后赴日美术留学生中较著名者有：何香凝、黄辅周、高剑父、李叔同、曾延年、高奇峰、高剑僧、陈树人、郑锦、黎葛民、鲍少游、严智开、俞寄凡、江小鶼、陈抱一、许敦谷、胡根天、汪亚尘、朱屺瞻、关良、丰子恺、张善孖、张大千、陈之佛、卫天霖、丁衍庸、王道源、司徒慧敏、丘堤、刘启祥、金学成、王石之、谈谊孙、雷毓湘、方明远、滕固、李廷英、黄觉寺、许幸之、胡粹中、周轻鼎、周勤豪、关紫兰、唐蕴玉、李东平、乌始光、王济远、谭华牧、髙希舜、倪贻德、王曼硕、方人定、杨荫芳、黄浪萍、乌叔养、李桦、谢海燕、黎雄才、汪济川、周天初、符罗飞、林达川、林乃干、俞成辉、曾鸣、苏卧农、赵兽、梁锡鸿、傅抱石、刘汝醴、萧传玖、陈学书、左辉、宋步云、杨善深、王式廓、常任侠、沈福文、阳太阳、祝大年、黄独峰、何三峰、苏民生、陈丘山、万从木、谭连登、陈盛铎、蒋玄怡、李世澄、王悦之、陈澄波、郭柏川、黄土水、王悦之、张秋海、刘狮、等。此外尚有不是留学美术，但回国后于美术活动多有参与的鲁迅、陈师曾、姚茫父、经颐渊、邓以蛰和余绍宋等。

决澜社成员在上海的合影，阳大阳（前左3）和倪贻德（后左4）都曾留学日本

这些美术留学生，散落在日本各处的美术专门学校，诸如东京美术学校、川端画学校、帝国美术学校等。这里尤其还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在日本的女子美术学校留学的中国女性也有300人之多，只是大多受限于各种原因，未能参与到日后新中国美术的建设中。

从上述那些熟悉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出留学日本的美术生在专业选择上以西方艺术为主，学习油画、雕塑的人数约占八成以上，其余入学中国画、工艺、图案、美术史等专业，学习东洋画者凤毛麟角，艺术追求涵盖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极为丰富多样的面貌。他们回国后更是参与了从教育、出版、展览到社团等各种美术工作。也就是说，这些有赴日经历的美术家遍布于20世纪整个美术界。他们对于西方艺术理论的译介、中国画的改良、早期西式美术学校的拓荒，乃至现代派艺术思潮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引入，均作出了极大贡献。

从留学的规模，以及对日后中国美术的影响来说，能与美术留日相媲美的只有美术留欧，甚至具体到美术留法。留学近邻东洋和远赴西洋的艺术生，其所见、所感有很大差异，他们在不同的文化和教育环境中接受了不同的艺术理念，他们对中西文化的“体”“用”问题也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对西洋艺术如何实现中西融合以及本土化更有着不同的态度。但无论是留学日本还是欧洲，他们以民族救亡和启蒙为出发点，东寻西找，在不同的留学环境中学习和吸收西方各类艺术流派之长，探索民族融合的现代路径的认知是一致的。可以说，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始终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动荡，而留学生所引导的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转型始终与民族独立紧密联系，他们始终带有无法割舍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们始终怀抱有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们更是在对自我表达与现实指向的双重体认中，探索出了一条汲取西方文化改良民族艺术的“通变”之路。

基于救亡与启蒙时代背景下的美术留日，在中国美术吸收西方元素的最初阶段，承担了重要的启蒙者和领路人的责任。同样，从学习西方艺术的途径而言，留学日本只是特定时代下的应急之举，此后受抗日战争爆发的影响，大规模的美术留日浪潮一去不返。■

编辑 | 赵 墨

制作 | 冯雅颖

校对 | 王密林

二审 | 殷 铄

三审 | 冯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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